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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3期 基督信仰對環保意識的一些商榷  11/2012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觀測史上第四大芮氏規模9.0級的大地震,並引起大海嘯,進而引發福島核電廠危機事件,至今已超過一年半。災難引發的普世危機感開始消退,人們對核輻射洩漏的恐懼也慢慢地淡忘。只是我們不要以為事件已經化危為安,又或者以為核輻射洩漏事故的影響有限,我們大可不必寢食不安。借用一句老套的說話:「危機危機,有危有機。」這次災難給了我們一次反省的機會,讓我們能從中吸取教訓,改變我們的態度,調節我們的行為。即使有人批評今年4月下旬政府取名為「棋盤演習」的模擬大亞灣及嶺澳核電站發生核洩漏事故為「公關騷」,但經驗總是累積得來的,問題是香港市民如何繼續鞭策我們的政府就訂定防災政策、安排防災措施,做好應做的工作。

  雖然不少人主張全面停止核能發電,放棄核能研究,但是必須指出,幾乎所有科技的發展和應用都為人類帶來一定的負面後果,使用化石能源(煤炭、天然氣、石油等等)發電及產能就是一個人所共知的例子。連帶電力的使用,也不是沒有危險和人命代價,但今天幾乎沒有人倡議要放棄使用電力,回歸兩百年前的生活方式。明火的控制和使用又是另外一個例子。理性的考慮牽涉到起碼三方面的探討:(一)利弊的估量,(二)改善的可能和(三)取締的選擇。從科技發展史看,一般舊科技的消失都是被更優越的科技取締的後果。核能有可能也會走上這條路,尤其是核裂變模式(像原子彈一樣)的核能發電。只是在核聚變模式(像太陽一樣)的核能發電未成功之前,核裂變模式的核能發電仍然有它存在的價值。本文的目的不在於為使用核能辯解,而是要在聖經為我們所提供的框架底下,探討基督信仰對人類與其生存環境的互動,提供了甚麼前提。

環境改變的必然性
  我們必須承認一點,就是人類生活無可避免地會改變他的生活環境。這點事實,自有人類出現就已存在。當上帝把伊甸園交給人類去「治理」和「管理看守」,又吩咐他們「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創一26-28,二15),就已經意味著「改變」和「發展」是必然會發生的,而且不一定有負面和破壞的含義。從這一點看,所謂「大自然」或是「回復自然」的講法,可能須要商榷,因為一個地方一旦有了人類的足跡,「自然」便不復存在,除非「自然」一詞把人類和他的活動也包括進去。就算是人煙罕至的兩極、阿瑪遜的熱帶雨林、非洲的沙漠,甚至海洋的深處、大氣層以外的太空,都有人類活動的軌跡可以察看得出來。「地球一體化」並不是20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而是一個創造的現實,也是一個現代科學的結論。

  人類對地球的影響從來都不是有與沒有的問題,而是多少與如何的問題。退一步講,就算沒有人類,地球生態系統也從來不是一個靜態的東西,地方上的生態也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系統。一個颱風,就可以把種子、昆蟲、雀鳥和其他生物(包括微生物)從一個地方帶到千里以外之處,成為「入侵」該地方的新品種。1904年一種從亞洲入侵的真菌把當時候遍布北美東部的栗子樹趕盡殺絕。在短短十五年間,三十億棵可以成長高達四十米的北美栗子樹因感染樹疫而死亡。目前多個組織,包括政府、保育機構及大學研究所都在努力嘗試把北美栗樹分佈「恢復原貌」。但不為一般人所知,卻又不可忽略的是,北美栗子樹本來也是靠人類散播覆蓋半個北美洲。研究結果顯出,北美栗子樹從在大概兩千年前只佔北美落葉樹林的百分之七,在一千多年間增加到百分之四十。這也是一件「入侵」事件,而促成這個結果的正是北美土著的「園藝工程」。「入侵」在生態學上是個中性名詞,只是指著某物種的比例正在上升中;該增長帶來的互惠性或掠奪性、破壞性的後果才是事情的關鍵所在。


上帝給人類的管治責任
  隨著20世紀人類科技應用的急速發展,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也相應地快速增加和擴大,而過程中也把一切負面和破壞性的影響全面放大。如果不正視這些現象,和就這些負面的影響作出態度上和行為上的調整,人類將要為他們所作的付上很大,甚至是無法支付的代價。

  基督徒對地球作為我們居住棲息的世界的責任,有一定的看法。我們的看法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上帝在聖經裡給予我們的啟示,成為我們行為的典鑑和前提;另一方面是上帝給予我們的智慧和思考能力,為我們行為尋索合理的依據和指引。

  聖經就環境保護沒有多少直接的教導和規範,但基督信仰一直以來從聖經的敘事建立了一些框架性的大前提,就如人類是上帝創造及安放在地球之上,在始祖墮落之前,人類有使用地球資源的權利,和看守、管理、治理地和其中的飛禽走獸的責任和義務。這些也是他們生存的條件:有使用,也同時要管理。始祖犯罪之後這些條件並沒有改變過,但隨著地受咒詛,人不得不想辦法去增加地對他們所需要的食物(和其他資源)的產量。人類歷史也是人類食物和資源生產的歷史(參創四20-22)。在人的罪性的大前提底下,這段歷史從某個角度看也是一段環境破壞的歷史。但上帝從沒有把人對地和其出產的「使用權」拿走;事實上,人類墮落後上帝甚至把他們的使用範圍擴大,以致連動物都成為人類食物的一部分(創九1-3)。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人類可以對「自然界」的飛禽走獸肆意殺戮,相反地,人類墮落後不少動物的素食行為亦轉變為雜食或肉食行為,造成人獸之間的敵對(創一30指出原先所有動物皆為素食,人獸之間並無敵性),意味著人和動物界之間的關係失衡。雖然人仍有管治之責,但一切都變得困難和複雜。

  人類行為令他們與環境生態產生矛盾,在聖經記載裡發現得到,其中最明顯的是生態失衡作為戰爭行為的一個後果。戰爭是所有人類破壞環境行為的典型。為了達到政治、經濟,或報復、結盟等等目的,人類彼此發動攻伐,不光令生靈塗炭,哀鴻遍野,有時更造成焦土連綿,滿目瘡痍。舊約所提到的「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哈三17),和主所說的「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可十三2),便是一種寫照。現代科技令戰爭的毀滅性變得更徹底,遺毒更烈。我們這過去半世紀在香港生長的一代十分有福氣,沒有經歷過戰亂,但稍為涉獵新聞或互聯網的報道,看看非洲、中東的戰禍,運用一下理智和想像力,就可以發現箇中殘酷血腥的事實。職是之故,先知書裡憧憬將來上帝醫治祂子民、親自帶領祂子民,在沒有戰爭之時的光景,往往用上了生態和諧的表述方式:人不再受惡獸的侵襲、地的出產不再受干擾、人和他們所居住的環境互惠互利等等(賽十一6-9,六十五17-25;結三十四25-29;何二18-23;摩九13-14;參申二十八1-14)。

  聖經一直把上帝對祂子民的賜福以安居、豐足、(生態)和諧的語言作為表述,意味著上帝對人的願景,和人為自身追求的願景,有一定程度的重疊。這也應該成為基督徒環保行為的大前提。無論我們的末世觀是如何,對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是如何的悲觀,基督徒總不能置自己及他人,以至大眾及人類利益於不顧。這也是「愛人如己」這道命令的實質意義,並不能把它靈意化,也不能說光向人傳福音就是履行了愛人如己的任務。在這個大前提底下,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樣(能否說更甚於其他人?),有責任和義務學習去改善人的生活環境,體現人在世界上管治他們的生活環境的角色。


綠色運動的盲點
  但上述的說法是否意味著基督徒必然也是一個「環保分子」?環保意識作為對現代文明所造成負面生態及生活現象的一種思想上的反省及行為上的調整,意義十分積極。在已發展的地區和很多發展中的地區裡,環保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核心價值。但不得不提的是,環保主義的主張裡一直都存在著一種反工業化、反城市化的傾向;極端的環保主義甚至有反人類的傾向。我們不得不承認,工業及科技革命的確為人類帶來不少災害。從勞動力的剝削到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污染,從機械化戰爭到人種滅絕的威脅,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但這卻不是事實的全部。與科技發展同步而來的知識「爆炸」也為人類帶來生產力的提升、平均壽命的延長,和生活質素的改善。這些實質的進步雖然有一定的代價,但我們的態度和修辭不宜兩極化,不應在沒有更好的替代品之前,完全打到昨日的我,把「保護自然」看成是絕對的善,把科技看成是絕對的惡。要知道所謂更好的替代品,也往往是科技進步的成果,而全盤抗拒發展,唾棄科技,是捨棄務實理性而高舉意識形態,這正是極端環保主義的一個盲點。

  拿一個簡單的例子:筆者小時候DDT仍然是一種常用的殺蟲藥。因著它對人體和野生動物(尤其是雀鳥)的害處,DDT已經於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間逐漸被全球禁用,而同時期非洲瘧疾個案卻大幅飆升。2007年有美國全國衛生研究所專家估計DDT的全球禁用可能導致大概兩千萬兒童死亡。這當然並不代表我們要將DDT解禁;禁用不是問題,一面倒的不顧DDT的特殊效用而全面禁用才是問題。現在連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也支持有限度使用DDT作為控制瘧疾傳播的工具;瘧疾消失了,DDT自然也不必再存在。

  在科技的使用上,發達地區裡的部分環保主義者(甚至是國家)往往被人詬病是虛偽和不切實際,把本地一些問題的解決方案不分處境地套用到存在著另一些問題的其他地區上面去,偶爾甚至把連自己也負不起的軛架在別人身上(參太二十三4;徒十五10),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溫室氣體減排的限制問題。人類歷史裡人均能源使用的增加是人類經濟和生活質素提升的一個明確指標。我們可以商榷世界人均能源使用不斷上升所帶來的問題,以及這個現象的可持續性,但一些發達國家一面對其他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就透過國際組織運用政治手腕作出限制(如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參加國三次會議制定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京都議定書》,簡稱《京都議定書》,便是一例),一面卻屈服於本國內的政治壓力而不願成為簽署國(如美國),無疑令有關協議的果效大打折扣,對解決問題無補於事,而且也有虛偽不公之嫌。

城市生活的是與非
  環保主義裡的一些反城市化論調也值得商榷。城市一直被視為是世界污染的源頭,能源和其他資源(像水資源)的黑洞,罪惡的溫床,是一個單調而富敵意的生態系統。這看法有它的事實根據,但再一次,這只是事實的一面。人類生活城市化是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和趨勢。1800年人類人口只有百分之三居住在城市裡,1900年有百分之十四,而到了2007,城市人口比例是全球的一半。現在每週有一百三十萬人搬進城市裡去住,按這個速度,到了本世紀中期世界人口每五個人就有四個住在城市裡。我們要問的問題是:人為甚麼往城市裡跑?原因不難找到:城市裡有的是在農村裡越來越缺乏的資源和機會。

  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其中一個重點是要讓農民富起來,分嘗城市人口在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政策底下的收穫。方法呢?就是把農村城鎮化,人口密集化。何解?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的農村最基本的問題是人口問題。不斷膨脹的人口令土地使用過度而貧乏,同時人口的增加也令人均土地使用量縮減。先進地區如香港的綠色人士可能認為自給農業(subsistence farming)既有機又環保,其實對這些人士來說小規模農耕只是一種興趣和消遣,是一種經驗和理念,但對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自給農民來說,這卻是個貧困枷鎖和污染災難。通往城市的道路對他們來說,就算不是脫貧,也至少是一條改善生活的道路,認識中國過去三十年人口遷移現象的人都明白箇中的真實。中世紀的一句德語口號“Stadtluft macht frei”(城市空氣叫人自由)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適用。

  城市強在哪裡?2000年以前世界上城市的快速增長普遍被視為是壞消息。但2003年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UN-HABITAT)的報告The Challenge of Slums,以及2007年聯合國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名為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Urban Growth的報告,都相繼指出,城市是人均收入增長最快的地方。城市不單止提供眾多的收入渠道,相對於農村而言,城市的大規模和高密度更體現了經濟學理論裡的規模效應(economies of scale)和合併效應(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成功實現經濟節約。從人均的角度看,無論是教育、醫療、衛生、治安、水、電,城市都為市內居民提供了比農村更便宜的設施和服務。我們大可不必美化對城市的看法,現實上大城市,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裡的大城市,可能有一半人口都是住在貧民區裡。但就算在這些城市,貧窮人口過的總體說都不是赤貧絕望,經濟下滑的生活,而是積極忙碌,脫貧上流的生活。孟買可說是個極端的例子。她的一千七百萬人口是印度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點一,其中一半住在貧民區,GDP卻佔去印度總GDP的六分之一(2010年數字)。

  城市還有其他優勝之處。一篇發表在200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裡的論文指出,隨著城市的規模擴大,它的創新能力也相應提高,而且速度比人口增長更快。換句話說,城市的擴張會帶來問題,但它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斷提高。驟眼看來,只要構思不斷創新,效率不斷提高,理論上一個城市可以不斷擴大發展。有些未來學者甚至認為,要建構一個更能持續發展的社會等同發展出規模更大的城市。城市的創新能力也大大的造福農村;解決問題的方案總是從城市流到農村,而不是反過來的。沒有城市實驗室的研究,也就無法出現提升農村生產力,改善農村經濟的各種辦法和發明。這是個不爭的事實。

  人口湧進城市還有兩個副作用,一個我們十分熟悉,一個比較出乎意外。熟悉的是城市人口的出生率的下降,導致若干年後低出生率的城市和國家,要面對人口老化和其他相關的嚴重問題,如創新能力下滑,經濟效率下降等等,令城市持續發展的能力受到質疑。同時候,過去的人口遷徙卻令熱帶雨林有復甦的機會。根據聯合國2005年發表的一份有關世界森林現況的報告,雖然一年裡有三千八百萬畝的原始森林被砍伐,但同時有二十一億畝的次生林,由於人口的轉移,在原先刀耕火種的地區重新生長。一般來說,隨著社會變得更城市化,人們的取向也變得更綠化和環保化。這是一個理性的改變。對北半球的發達城市來說,綠化更意味著增加人口和提升生育率,以保持持續發展的能力,避免城市因老化而衰退和萎縮。

  聖經對城市化沒有規範性的說法,但這不代表聖經沒有任何前設性的立場。從舊約的內容看,城市文化的存在是一個假定的事實。不單如此,聖經歷史往往發生在城市裡。從最早期的巴別到後來的耶路撒冷,城市是上帝詛咒的對象,也是賜福的對象。先前所提到上帝藉先知對以色列所講論的恩福,有不少都包含著「重修毀壞的城邑」、「重回上帝的城」這個主題(參賽六十一4;摩九14;又參賽三十七35,三十八6,六十章;耶三十18,三十一38-40;結四十八15-35)。新約作為舊約的延續和受著它的影響,內容裡最突出的城市莫過於耶路撒冷。啟示錄裡對比著兩個城市,一個是巴比倫(羅馬),另外一個就是耶路撒冷。啟示錄的新天新地是以一個城市的姿態出現(啟二十一章);新城耶路撒冷配備了當時城市外表的一切特徵,有城牆和城門作為她的定界和為她提供保護,裡頭有神的殿(神自己和羔羊)及神和羔羊的寶座,是約翰時候城市裡必有的配備(敬拜場所和執政場所)。有趣的是,新耶路撒冷內也像郊野,有河流樹木,供應聖徒的需用(啟二十二1-2)。

  明顯聖經對城市的建設沒有特別的反感。按著個別城市的決定和行為,上帝在歷史裡頭和歷史的終結施行賞罰,但城市獨有的功能,卻被聖經用來表述上帝對屬於祂的子民的賜福,表明聖經的作者明白城市的活力和文化的潛力。我們也可以在其中學習功課,不要變得虛偽造作,一邊享受城市的好處,一邊詛咒城市的存在和不是。相反,作為城市的一分子,我們應該運用城市的優勢,發揮城市的創意,利用城市的資源來解決我們這個城市的環境問題。

一個不能迴避的現實
  環保的議題多而且難,牽涉的往往不單止是科學和技術層面的事,更是經濟和政治層面的事。香港眼前面對的就還有減廢問題、廢物儲藏及循環再生問題、空氣污染問題、核能問題、基因食物及轉基因動植物「入侵」問題、城市規劃及設計問題、城市人口老化問題以及廣義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等等,基督徒和教會對這些議題都不能坐視不理。

  對基督徒來說,聖經給我們看見的是一個對人類周遭環境的務實態度。人類塑造他的環境,先是為生存,進而為享受,這些都是管理環境的合理目標。環境遭到破壞,人類自然也不能獨善其身。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應該彼此幫忙,做好管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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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雲開先生
督印:神學及時事立場委員會
   (梁家麟院長、范建強博士、蕭壽華牧師、趙崇明博士、
    郭偉聯博士、郭鴻標牧師、許志超博士、何國華牧師、
    莫澤明牧師、王礽福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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